对“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谋篇布局已久。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自此一年多时间内，中央先后有8次重要会议对“新基建”进行了强调。尤其最近三个月就有4次之多，如附表所示。国家高规格频繁表态“新基建”，我们不禁要问：“新基建”是什么？为什么重要？如何推动？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公共性的基本特征新利体育，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基础设施在我国多是作为政府工作语言出现，人们往往根据工作需要通过列举的方式来说明其范围，尚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我们认为，基础设施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传输网络，主要由通道及其节点组成，连接是其本质特征新利体育。基础设施通过连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众和不同的服务，来传输物品和人们自身，从而实现位置的转移；或者来传输水、电、气和信息，从而使人们获得公共服务。

　　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大要素构成。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和能量是主要传输对象新利体育，基础设施主要有交通运输、管道运输、水利设施和电网四类。通俗来说，传统基础设施是以“铁公机”和“水电气”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或者说“比特”）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传输对象。作为传输信息的通道，信息网络是数字世界的“高速公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正如高速公路网络不仅由公路组成，还包括桥梁、车站、服务区和调度系统等，信息的聚合、分析、处理与信息传输密切相关、相互配套。因此，存储系统、计算能力与传输通道共同构成了信息网络系统，即信息基础设施。如下表所示。

　　信息基础设施也即中央提出的新型基础设施。回顾梳理中央8次重要会议，新型基础设施属于数字经济范畴，与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同义。例如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的就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在这8次会议中，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0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列举了“新基建”包含的几个领域。综合两次表述，中央明确提到的新型基础设施有5个，即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其中，5G网络、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主要作为信息网络通道新利体育，数据中心作为存储系统和计算能力，人工智能更多体现在计算调度能力方面。

　　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利体育，美英学者一般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革命的发生，都必须有新的新利体育通用目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基础设施三大驱动要素的出现。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改良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技术革命，蒸汽机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在继土地和劳动之后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蒸汽机成功应用于轮船和火车，促进了航运的发展，使铁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开启了近代运输业。

　　19世纪下半叶，以电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美两国率先发生。随着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企业家才能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这个时期，电网和管道运输日益普及，以适应高速发展的城市需求，并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在交通方面，内燃机促进了汽车和飞机的诞生，高速公路和通用航空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第三次工业革命萌芽于二战后，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当前，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习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如前所述，以5G、数据中心、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如下表所示。

　　长期以来，我国一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基建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基础设施的乘数效应得到充分释放。国家布局“新基建”，既有面向未来塑造数字竞争力的考量，更有应对当下经济疲软的现实需要。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新的经济形态。自2014年以来，习日益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几乎在每个重大相关场合均予以强调。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是对我国数字经济工作的细化和发展。表明政府开始把“新基建”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的引领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根据《大众日报》报道，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每提升1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速0.11个百分点左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经济社会按下了“暂缓键”，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亟需政府部门采取对冲措施，加大投资力度，把经济发展拉回正轨。在这个过程中，“新基建”被寄予厚望。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国家对“新基建”的重视更上一个台阶。

　　“新基建”的前瞻价值和战略意义无需赘述。有券商和媒体甚至把“新基建”视为后疫情时期包治百病的良方、应对宏观经济下行的救命稻草。过度的商业炒作，不利于其发展。事实上，“新基建”对宏观经济而言尚不足以起到大幅拉动效果。据《企业透明度报告》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2个省公布投资计划，累计约有47万亿元的投资金额，这与2019年31个省的计划投资金额大致相当。在这47万亿的投资计划中，“新基建”仅占一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仔细分析各省发布的投资计划，投资内容大部分还是传统基建，“新基建”体量从广义角度最大也就占10%左右，“还是挑不起大梁”。

　　我国近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相较先前有所下降。尽管如此，传统基础设施的存量市场大，仍有着十分可观的增长空间。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无可替代，在农村基础设施、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方面存在有待补齐的短板，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方面有着巨大需求。实际上，从中央的8次重要会新利体育议来看，除了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外，其他6次都是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同时提到，甚至对传统基础设施的表述更为详尽、更为具体。如附表所示。因此，我们要走出“片面夸大新基建，无视传统基建”的媒体误区，“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双管齐下基建，方能推动经济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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