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工程”一词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文明符号，其重要性不断凸显。新利体育网址诸如南水北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等一大批备受世界瞩目的工程，与传统工程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工程界正在推进大工程转向、工程强国转向、工程理念转向。把握当代中国工程发展的三大转向与趋势，有利于工程实现更好的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大工程是当代中国工程发展的新样态。大工程之“大”，并非工程规模之大或投资数额之大，而是指工程活动涉及跨学科、多地域、多领域的交叉融合，影响范围和综合效应巨大。作为多项技术的综合运用，它能够同时改造自然和社会因素，具有智慧化、生态化、个性化等诸多意义，兼具综合性、创新性、社会性、集成性、复杂性等众多特点。与大工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工程，主要涉及土木建筑、军事工程、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等领域，一直延伸至人类物质生活的多个方面。传统工程往往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创新力度不强、高新技术占比不高、规划建设缺乏全局眼光等。

　　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尤其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日新月异，将人类社会引向了“大工程时代”，具体表现为如下五点。第一，大工程以造福人类为根本目标，开展负责任的工程活动，最大程度减少破坏性。践行道德向善与人文关怀，维护所有利益相关方权益，摒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建造的狭隘工程理念。第二，智能技术和数据资源成为大工程的关键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传感器、物联网等科学技术成果融入工程设计、施工、组织、管理、运营等各个环节，促使大工程活动走向数字化、智慧化、安全化、个性化等，保障工程质量，提高工程效率，扩大工程效益。第三，大工程社会属性凸显，综合影响力增强，是工程与社会、自然、文化、政治、经济的多元融合，承载着人文关怀、工程伦理与社会责任等多重意义。同时，团队协作贯穿工程全生命周期，注重不同部门方案的有机结合，并且会兼顾多方利益诉求。第四，大工程逐步与国际接轨，全球性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特高压输电工程是大工程国际化的典型代表，其自主创新能力强，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五，大工程秉持谦逊主义科技观，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自主创新为引擎，注重工程思维与人文视角的结合。

　　大工程强调科学技术创新在工程理念及其各环节中的重要作用，并且注重工程与社会、自然的有机融合，关注工程活动产生的综合效应。在现实社会中，大工程并非完美无瑕，其活动亦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反思与审度，要警惕片面强调自主科技创新与追求高效率可能诱发的滥用科技、数字化绑架、缺少人文建构、挑战伦理红线等问题。大工程观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综合考量”，保障工程与施工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减少工程污染物的排放，注重工程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诸如港珠澳大桥、复兴号高铁、东数西算等工程，都是大工程之“大”的缩影，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人员素质提升、改善周边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的有机融合。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工程大国，工程数量庞大，堪称世界之最。工程规模位居世界前列，重大标志性工程不断涌现，工程师数量庞大且持续激增。当前，中国大工程建设如火如荼，科学技术发展方兴未艾，重大工程层出不穷，经济水平与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这些都为中国从工程大国迈向工程强国提供了基础。助推中国从工程大国迈向工程强国，需要在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努力。

　　第一，把握准价值观维度。工程强国的价值标准在于工程是否真正造福人类。人的需要是工程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树立“以人为本”的工程观、打造和谐工程，是工程活动永恒的价值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程终将融入人类社会和历史长河之中，成为人类社会不变的历史印记。同时，工程又需要依靠人的力量来建设，应坚持工程向善，遵守工程伦理，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工程、自然、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

　　第二，把握准认识论维度。工程强国取决于工程的“质”而非“量”。工程的“质”取决于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不过，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其规模效应的凸显通常具有延迟性、滞后性，需要长期的积累与尝试。因此，政府、企业等相关机构应增强对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与持续热度，把握好创新与发展、短期利益与长期收益间的辩证关系，处理好“想不想”“能不能”“怎样做”三者的协调性问题。

　　第三，把握准方法论维度。工程强国的实现不仅需要科学技术支撑，亦需要人才队伍、技术治理与制度文化等多元化综合体系协同促成。一方面，要注重工程师队伍的培养，包括提升其基础学科能力、实际操作本领、应用创新思维、团队协作意识、国际化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组织管理才能、伦理责任担当等。另一方面，要合理运用技术治理战略，坚持科学运行与专家治理，在工程活动中秉持尊重实际、数字构建、综合把控、多方协调、创新驱动、以人为本、放眼未来等原则，着力提升工程品质与运行效率，使工程促进社会文明的建构与永续发展。

　　工程理念是工程师或工程主体在工程思维及工程实践中形成的理性认识和目标向往，在工程活动中发挥着根本性导向作用。工程理念贯穿于工程发展的始终，既是工程发展走向的应然之道，直接影响工程的价值取向与决策环节，也是工程现状的顺然之势，随时代、环境及工程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演变。当代中国工程的大工程转向与工程强国转向是在工程理念的指引下进行的，与此同时，新的转向也会引发工程理念的变化与发展。“和谐工程”“创新工程”“绿色工程”是工程理念转向的三个重点。

　　第一，“和谐工程”是当代工程理念的根本出发点。造物无言却有情。李伯聪指出，“新工程理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一切工程都是为人而兴建的，越是重大工程，越需要通盘考虑，看看是否真正能够造福于人民，而且是不是能够持久地造福人民。人、自然、社会三者应在工程活动中达到‘和谐’状态”。对于工程理念不仅要思想上重视，更要有行动上的落实，而非仅停留在口号上。一方面，要确保工程活动经济可行、务实简洁、切实惠民，杜绝政绩工程、“工程”等工程样态。另一方面，要确保工程与地方文化、历史元素、风俗习惯、民族特色、周边环境的有机融合，遏制工程破坏历史、掩盖文化、改变环境等不良现象的发生。此外，还要重视工程的价值传播与科普工作，力图增强全民工程素养，让公众理解工程、参与工程、新利体育网址享受工程，禁止工程与公众脱节、工程违背公众意愿、工程侵占公众利益问题的发生。工程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是衡量和谐工程理念是否落实的指向标。

　　第二，“创新工程”是当代工程理念的基本导向。打造“创新工程”是真正发挥工程实际效应，促进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与国际地位的巩固，乃至实现工程强国的根本途径。“创新工程”理念提倡将创新贯穿于工程活动始终，不应局限于工程设计理念与技术操作层面，还应渗透到工程的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文化建构、协调运营、技术治理等各个环节。新利体育网址“创新工程”理念认为，工程的打造并非一朝一夕之举，需要久久为功。人们应正确看待创新与收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切不可因为短期利益、局部利益或畏难情绪而放弃对工程创新性的追求。“创新工程”理念强调创新与责任并行，要在充分兼顾所处时代环境、社会文化与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综合把握创新的维度与尺度，严守伦理红线、履行社会责任，践行负责任创新。另外，“创新工程”理念并不等同于一味追求新、奇、特，还意味着要对优良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元素进行革新性继承，对外来先进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内容的占有比例。

　　第三，“绿色工程”是工程理念的内在要求。“绿色工程”理念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统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从“听天由命”到“征服自然”，再到“天人和谐”的演变。“绿色工程”是站在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本立场上提出的，既是对中国“天人合一”“顺天应时”传统生态观念的继承与弘扬，又是对现代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践行。从伦理层面看，“绿色工程”理念的构建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为基础，提倡谦逊自然观与工程观的结合，主张适应自然的工程才是真正造福于人类、促进社会发展的工程。从实践层面看，“绿色工程”强调，在追求工程数量、效益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的生态承受力和整体多元性，促成工程与自然、工程与人文的有机融合，达到人与自然的互惠互利。从制度层面看，“绿色工程”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并通过规章、制度、法律等约束手段贯穿于工程活动全过程，能够更好地规范工程行为，确保工程活动在安全、可靠、可控的范围内进行。

　　人类不同时期的工程活动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目标与追求，这些差异源于人类社会各阶段在科技、经济、管理、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认知与发展水平的不同。当代中国工程发展的三大转向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大工程转向是实然之举，工程强国转向是应然之策，工程理念转向则是顺然之势。大工程转向为工程强国转向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工程强国转向是大工程转向和工程理念转向作用下的必然趋势。三大转向的目标一致，即增进人类福祉，让工程更好地造福人类。

　　工程是有“温度”的，它不仅是用钢筋、水泥、技术堆砌建构的物质存在，而且在构想、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等方面都蕴含着工程主导者、设计者、建设者、管理者和群众的立场与情感。工程是有“厚度”的，背后处处蕴含和关联着历史、文化等元素，决定着其是能够放在历史长河中的经典之作。工程是有“高度”的，它的建设要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考验。工程是有“广度”的，工程活动既能够促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多元融合、协调共进，又能够在国际视野下进行，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充分履行社会责任。打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经典工程，实现工程、自然、人、社会的有机融合，让工程“向善”“向美”，真正造福全人类，是当代中国工程发展的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技术治理理论问题研究”（21&ZD06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