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融合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把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扩大投资空间，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短期来看可以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助力“六稳”“六保”工作任务，不断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新消费发展；长期来看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知识文明形态转型。同时也要看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基建自身的科技支撑力量、承载的数据要素形态、面向的经济社会需求都与传统基础设施有很大不同，在投资运营模式和相关制度方面有其独特性。因此，需要积极探索新基建的模式和制度创新，为新基建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新基建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新型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融合化等特征，决定了它与传统基础设施在资源要素投入、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

　　新型基础设施具有轻物质、重技术的要素投入特征。传统基础设施主要承载物质和能量的存储和流转，其投入以钢铁、水泥、化工等物质材料为主，具有典型的重资产、重物质投入特征。数据显示，我国重化工业发展的高峰时期，约30%的钢铁和水泥等建材投入到基建领域。相比之下，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承载电子数据的存储和流转，建设投入主要是通信网络（含传感终端）和计算存储设备所需的各种硅基半导体材料和微电子金属材料。因此新基建不但在物质消耗量上远少于传统基建，而且技术门槛显著提高，特别是摩尔定律表征下的芯片升级换代清晰表明新基建依赖高强度技术研发投入。2018年，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研发投入占当年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17.6%，而同年度铁路、船舶等传统基建依赖的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的占比只有3.1%。

　　新型基础设施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趋势特征。传统基础设施运营成本除了设备的折旧、能源物料消耗相对固定外，涉及的土地占用、设施维护人员开销等成本从长期看都在持续上涨，导致传统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远高于建设成本，给政府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相比之下，虽然新型基础设施的技术研发投入以及体现在代际更新的设备投入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运营时，人员成本比例低、能耗成本比例高。而能耗成本会随着新能源的普及推广而降低，长期来看边际成本呈现递减趋势。

　　新型基础设施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的模式特征。传统基础设施主要通过物质和能量的时空再配置及优化创造价值，但功能价值相对单一，且受基础设施容量限制，增值空间有限，所创造的边际价值呈递减趋势。而新型基础设施承载的数据几乎可以无限复用、支撑丰富多样的上层应用，价值实现具有无限可能，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创造的边际价值是不断递增的。

　　新基建的投资运营模式主要涉及投资和运营主体、资本构成和营利导向等。基础设施既可作为公共品由政府或政府投资的企业提供，也可作为商品由市场主体建设和运营（但要受政府的严格监管）。从历次工业革命来看，传统基础设施更多作为公共品提供，但新基建的轻物质重科技、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等属性，要求投资运营模式上的创新。

　　从创新效率的角度基建，新基建需要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新基建的投入和运营受资源稀缺性约束较小，受技术和组织方式的影响较大，对创新能力的要求较高。新基建需要充分调动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多元市场主体力量，在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发挥好企业的创新活力，让企业在新基建的投资运营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组织效率的角度，新基建需要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模式。长期来看，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增使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广阔的价值创造前景。短期来看，新基建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紧密关联，应用场景丰富，对产业带动潜力巨大，具备对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吸引能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对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调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的积极性，让民营企业成为新基建的投资主体之一。

　　从社会效益的角度，新基建的市场主体需要有效监管。新型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平台化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而且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而言服务能力几无上限，提供新基建的市场主体有利用垄断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和冲动。但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属性要求新基建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需要对新基建的市场主体进行有效监管，在模式设计上尽早完成与之配套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制，把新基建的发展纳入到完善监管的轨道上来。

　　新基建模式创新的背后，是制度创新的保障和支撑。完善与新基建相关的制度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新基建需完善特许经营办法和市场准入制度。《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给出了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相关规定，但该办法适用的是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传统基础设施，并不包括新基建所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需进一步修订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开启了我国市场准入新范式，为新基建的市场准入提供了很好的政策起点。但新基建作为一项需要长期大规模资金投入的市场行为，还需要从制度层面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进一步明确经营方式、参与主体的权益保护、投资回报等具体内容，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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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新基建需推进投融资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大，单纯靠政府难以持续支撑。再加上起步阶段新基建拉动经济的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不如传统基建，进一步压缩了政府部门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部门与具备相应能力的市场主体合作，才是新基建投融资效率最高的路径选择。为激发社会资本的参与积极性，可采用使用者付费的方式获得正当回报。比如，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天然适合新基建，但当前PPP项目因入库流程复杂、入库周期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建议进一步优化金融工具配套政策，利用新型融资模式助推新基建发展。

　　发展新基建需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活力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新基建的核心技术是以云计算、大数据、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仍在快速演化的先进数字技术，许多技术的演进采用“开放+共享”模式，通过放弃传统产权主张以实现最快速集成该领域全人类最新智力成果。为维持面向新基建的高水平技术创新活力，有必要延续这种开源共享模式。但另一方面，客观上又要求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加强对新基建参与实体创新成果的保护，其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尚缺乏清晰的产权界定和有效保护。因此，在新基建发展过程中，需要创造性地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活力之间的平衡问题，在保护创新活力的前提下保障参与主体的正当权益。

　　发展新基建需处理好发展与规制的关系。不论采取何种运营模式，新基建的持续健康发展都离不开有效的政府监管。新基建的监管对象涉及主导项目的政府部门以及参与投资的市场主体；监管范围包括市场准入、经营方式、融资模式、产权保护、生态保护等多个维度；监管主体涉及财政、环保、金融、安全监管等不同职能部门，若照搬传统监管模式难免存在信息不同步、协调难度大等问题。此外，新基建还涉及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需要制度层面的创新来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建议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推动下，围绕法规体系、监管标准、职能定位等多个角度，构建适应新技术、新需求的多元协同监管新模式，从操作层面确保监管到位、有效，既降低投资运营风险，又保护投资主体权益。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新利体育，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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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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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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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